“在进行育种的整个过程中，需要很高的技术含量以及诸多客观条件支持，同时培育、筛选出一个好的品种要经过多年的改良选育，培育周期也必然很长，随之而来的资金量需求大，资金占用周期长，这些是目前进行育种工作的主要困难。”重庆文理学院教授赵立军对《证券日报》记者如是说。
近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》(以下简称“《乡村振兴促进法》”)正式实施。
就支持育种产业发展方面，《乡村振兴促进法》提出，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和种质资源库建设，支持育种基础性、前沿性和应用技术研究，实施农作物和畜禽等良种培育、育种关键技术攻关。
赵立军认为，乡村振兴对我国育种产业的支持是显而易见的，目前来看，国外已经垄断了国内多个经济作物种子供给，国内每年花在种子上面的资金巨大，同时，国外市场控制着许多较为重要的育种技术，所以我国也在对育种工作推进方面进行重点加强，比如对基础研究提供资金支持等等，各级政府可以根据地方特色，选择符合自身种植条件的经济作物，根据育种需求制定相应政策等等，归根结底是一定要培育出属于我们、适合我们自己的种子。
同时，《乡村振兴促进法》内容还指出，鼓励种业科技成果转化和优良品种推广，建立并实施种业国家安全审查机制，促进种业高质量发展。
东北农业大学现代农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王刚毅在接受《证券日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目前中国生物育种与国际一流水平之间存在代差。
“国内正处于2.0(表型选择)向3.0(分子育种)升级的阶段。国家一流水平是4.0，即利用市场和种质大数据进行育种编辑、设计。”王刚毅进一步表示，要促进国内种业向更高质量发展，需要从基础研究、产品创制、示范推广、产业化等流程来培育新型有创新能力的种业企业，理清政、产、学、研、用之间的关系。
对于目前国内育种产业已经取得的成果，赵立军表示，多年以来国家对育种产业十分重视，比如建设海南的育种基地等等，使得这几年我国在育种技术上，已经有了一个长足的进步，在先进育种技术方面走在世界前列。另一方面，我国整个的育种气候环境即自然客观条件比较优良，再加上种子的经济效益比较高，企业对它的投入也比较大，所以现在我国育种技术的进步速度很快，原来好多需要依靠进口的种子品种，现在有一些已经在使用我们自己培育的种子了。
此外，《证券日报》记者注意到，国内育种产业取得诸多成果的背后，是众多企业连年保持加大研发投入所付出的努力，在A股市场种子板块(按中信行业分类)9家上市公司的财报数据中也有所体现。
东方财富Choice金融终端数据显示，上述9家上市公司2018-2020年的研发费用合计分别为2.84亿元、3.91亿元和4.39亿元，始终保持稳定增长。
对此，王刚毅表示，国内种业从2.0向3.0升级的阶段导致了企业研发投入的加大，同时，种业组织体制的改革也在尽力摆脱过去一味依靠政府投入的初创期，资本进入也为种质创新提供了资金支持。同时，行业内的企业也应该具备对育种技术的基础研究能力和产业化基础，以及可以带来持续收益的价值链。
（文章来源：证券日报网）
